絮聒的理想与噤声的现实

我刚刚申请注销了我曾经营的风风火火的哔哩哔哩账号。不过这本来也是过去式了，这个账号的光彩时光，与我对改良社会的盲目乐观，早就在那个账号被封禁的那一刻结束了。封禁原因是，2021年哔哩哔哩的五四主题视频，我在学习强国评论下回复，我不想学他。当然站方和一些看不见的东西也立即用实际行动回答我，不行。他们不仅是永久封禁了我的账号，并且重置了我的头像、昵称、个签，甚至删除了我的所有评论。现在回想，这件事还是挺戏谑的。

起初我是感到十分震惊并认为这是严重不可接受的。我将动态曾发过的一句《天与地》中的名言设为置顶——“和谐，不是一百个人发出同一种声音，而是一百个人发出一百种不同的声音”；我愤怒地联系哔哩哔哩客服，要求他们给出封禁的充足的证据，指明我违规的具体条目。不过这显然是徒劳的控诉。而好巧不巧的是，我也在那些日子中读完了《1984》的第三章，在那之前还在第一二章中同奥威尔一起讥讽独裁统治。

我对中国现代史中部分内容的知晓可能早于大多数同龄人，这或许得益于我熟练的互联网使用。在最初的最初，因为年龄尚小，又接受过宣传教育，那时我也尝试以“体谅”与“理解”的角度理解整个事件，并驳斥他人所谓过激的反对言论。出于这方面原因，即使言论管控（犹指网络空间）和出版物审查（犹指动画影视和电子游戏）已经达到无微不至的程度，我也只会同大多数网民一样，一叶障目，将矛头指向这两项制度的直接制定者，网信办和广电总局。颇似所谓，上面的意思是好的，是下面执行歪了。

2020年是属于我的第一个转折点。封控在家的上半年，我尽情浏览互联网世界。又由于刚刚从日本修学旅行回来，所以那时我所浏览的多为一些外国人多的互联网平台。起初我的视角多关注于“辱华”、“台湾统独”的话题上。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对于每个在中国长大的人来说有着初始值，在我眼界与思考不尽完善时给予了我一个可以立足的基本立场，或者说“阵营”，就是站在中国人同侧。浏览的内容多数是境外负面信息，有时也会与外国人“对线”。

而充足的时间给了我机会同时浏览几乎所有的信息源。不管是主动浏览还是对线时收到的论据，这其中的负面新闻又有多少真实发生又与我价值观相违背，使我共情。我措手不及地回复，又不希望自己成为违背“初心”的反对者，吃力的敲打着，“你说得对，但是…”。

对线往往是情绪无意义的宣泄，但我确实十足地受到了其他人的影响。这其中派别门类又错综复杂。而既然目的是解决不公而使社会进步，我也逐渐愿尊重不同流派，思考分析其实践可行性。

在此我真的十分感谢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她赋予了我思考与共情的能力，又教导了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简中互联网经常渲染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的“颜色革命”与“身份政治”。很难说我所经历的是否是所谓“颜色革命”，也无法客观评价这个“身份政治”的正确性。而“颜色革命”是重塑一个群体价值观的过程，其使用的“身份政治”是形成新价值观的手段。如果这个所谓“身份政治”重构的的“身份认同”在实际操作中弱化了统治阶级而提高国民权重，团结了人民，那又何乐而不为:D。

总之各种阴差阳错，使得我看到的社会不公正是从个体的不幸开始的，黑暗是逐步揭露的。不公是社会内部的，又是受到上层建筑的默许的，有时甚至来自于它。人对世界的认识取决于接触到的客观事实，信息时代便是摄取到的信息。在这些不平等不公正的实例中，我感觉内心逐渐充满浩然正气。

同年九月，通过互联网目睹了合工大学生对校方防疫政策不公的抗争后，我写下了《睡》。那时的我已经发现人性情中原有的懦弱，又惊诧于学生们的勇敢与坚强。此时我还没有读过鲁迅，但我又冥冥之中偶然触摸到了与先生相似的理想。时至今日，我仍可感受到那份曾经的文字对如今的我深深的讽刺。

就是如此的一腔热血，或许是在这次封号之后，或许是在读完《1984》第三章后，亦或许是其他 whatever 什么原因，轰然溃败。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个体与国家机器碰撞的结果，即使我没有受到任何什么实质上的侵害，但这又确实给了我小小的中国震撼。

更让我震撼的，不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群众中颠倒黑白为虎作伥的现象屡现不鲜。我写了《春又来》。在那之后，很少再写时评类文章了。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早便消逝了，再写什么，不过是发泄，也不再指望真的有什么用。

我依稀记得我以前也是会因为看到和听到的一些事感到生气的。
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忽然意识到其实我对一切都无能为力的呢？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从那以后，我对一切都再也生不起气来了。

在最近的一年里，我对社会话题进行的激进与敏感的评价很大程度上的减少了。这一方面是来源于高三繁重的课业压力，客观上使我没有往常那样关注社会时事的时间和心思。而另一方面，便是我主观上进行了克制，尽量的不去触摸我无法改变的不公正的事实。朋友转来一条“上面的”新闻，我会回一个“😨”；社会负面会回个“😰”；铁拳降临在兔友身上回个“早该管管了”；看到报不公的义士上就单走一个“6”，顺便带一句“别发了我害怕”。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我噤声了，half-autonomously。

今年十一月下旬，我选择成为了旁观者。

如今看到当局的“报复性放开”，不忘在持续一年的一刀切防疫政策的最后展示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不作为，使我彻底哑口无言。

我有时会觉得，自己是否也在选择“装睡”，沆瀣一气，就像自己两年前的那篇《睡》一样。

我知道这是我的悲哀，这是除我之外一个个赤子的悲哀。这是否是这个社会的悲哀？现在，我不知道。